“民国乡建三杰”的实践对当下乡村振兴的启示

由民国推及当下，在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实施过程中，回望民国的乡村建设实践，能为中国乡村建设的未来带来哪些思考和启示

❶ 梁漱溟（1893—1988），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乡村改造哲学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被称为“旧派”

❷ 晏阳初（1893—1990），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他是民国时期推崇“教育乡建”的典型代表，其乡村改造思想带有浓烈的西方基督教色彩，同时接受西方的资助，被称为“新派”

❸ 卢作孚（1893—1952），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生公司创始人、中国航运业先驱，被誉为“中国船王”“北碚之父”。开展以北碚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实现“乡村现代化”目标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曾经掀起过一场全国性的、持续时间长达十几年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当时，全国出现了数百个乡村建设团体和机构，出现了一大批乡村建设的杰出人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他们也一起被称为“民国乡建三杰”。

这三位先生的乡村建设都有彼此殊胜之处，也都累积了各自的现实经验和思想理论，但他们做乡村建设的动因不一、道路不一、方法不一，成就也不一。由民国推及当下，在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实施过程中，回望民国的乡村建设实践，能为中国乡村建设的未来带来哪些思考和启示？

“民国乡建三杰”的涌现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动乱不堪，中国农村受到的冲击和侵扰尤甚。

国家政治秩序动荡，军阀战乱频繁，匪患遍地，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水旱灾害频发，受灾面积广阔，受灾人口众多。在外部环境中，19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面临深渊，受此打击造成农村“破产”。

与经济落后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学落后、卫生不良、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现象。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救济农村、改造农村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简称乡建）蔓延开来。

▲ 40年代的北碚中正路

据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至1934 年，全国从事乡建的团体和机构达600 多个，在各地设立的实验区超过1000 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陶行知的晓庄实验、梁漱溟的邹平实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黄炎培的昆山实验、卢作孚的北碚实验、阎锡山的山西村制改革实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无锡实验等。而尤以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的乡建理念和实践最具代表性，因而他们一起被称为“民国乡建三杰”。

梁漱溟所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实验，一度成为全国乡村建设的中心之一。他认为“中国是农村大国，要改造中国，必须针对其‘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从乡村着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为此，他撰写了《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答乡村建设批判》等一系列著作，阐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

1928年，梁漱溟到广东开始实践他的“乡治”主张。1929年，他又到北平任《乡村月刊》主编，后又去河南担任村治学院教务长。1931年，他在山东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先任研究部主任，后任院长，主讲乡村建设理论，并在邹平等县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其实验步骤：一是实施政教合一，建立乡农学校；二是推行社会改良，如禁烟、禁赌、放足、办合作社等；三是组织乡村自卫，维护社会治安。不久，实验因日本侵华而被迫中断，但他在发展农村教育，培养农业人才，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进行农村行政组织改革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晏阳初是民国时期推崇“教育乡建”的典型代表。1926年，他率领一批有志之士及其家属来到河北定县农村安家落户，推行平民教育，启发民智为主，以带动整个乡村建设。这批人中，不少是留学美国的博士、硕士，或国内大学的校长、教授。他们来到农村，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被誉之为“博士下乡”。

▲ 1926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定河北定县为华北试验区并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图为定县儿童的个人卫生训练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害。他提出要以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连环教育的三种方式，实施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以此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

遗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中断了他们的实验。晏阳初毫不气馁，又在重庆北碚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继续为乡村建设培养人才。

与梁漱溟和晏阳初不同，卢作孚民族资本家的身份一度掩盖了他乡村建设者的身份。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成为我国解放前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企业。抗战时期，重庆被称为“陪都”，而北碚被称为“陪都的陪都”。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北碚还是一个贫穷落后、交通闭塞、盗匪横行的偏僻乡村。1927年，卢作孚出任峡防局局长，开始着手他的以北碚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

卢作孚乡村建设实验的宗旨十分明确：“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而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可以说，“乡村现代化”，是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最高目标。

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实验

与晏阳初、梁漱溟等人聚焦于乡村教育、乡村社会建设不同，有着实业家底色的卢作孚乡村建设试验，走了一条不寻常的新路。

卢作孚认为开展乡村建设，“应建其基础于生产事业”，因为他敏锐地看准了当时乡村一个症结问题——民生凋敝，经济趋于崩溃。因此，卢氏解决乡村问题的突破口，是从经济角度切入，聚焦于振兴产业，“先致力于经济建设，增进人民的负担能力，而后其他建设乃能追随或并驾齐驱……”

在乡村经济建设上，卢作孚注意因地制宜发展地方产业，注重“乡村交通建设”，这其实就是后来“乡镇地方工业”的滥觞。如北碚的煤炭资源异常丰富，但矿区皆在深山老林之中，运输全靠肩挑背扛，效率极低。卢作孚召集各矿业主，以招股办法筹集资金，修建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使日运量由200吨迅速提高到2000吨，成为抗战时期陪都的主要燃料供应基地，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卢作孚对乡村经济建设事业的理解与设计，同样是一个全面的发展。他认为：“工业需要专业化，同时在这农业国度里，工业更需要为农村打算和设想。”不仅在发展产业和交通方面，他还把“设立农村银行”和“提倡农村消费合作社”作为农村经济公共事业的两大任务，并热衷于“农村经济的公共事业”——提出建立农村“气象台”、“农事试验场”、公共“苗圃”、“开辟公用的堰塘或凿公用的井”等设想，并努力在实验区实施。

这都显示了卢作孚农村经济思想视野的开阔，规划的全面，是和他的农村全面现代化总体设计紧密相联的；而他提出的具体任务和措施又无一不切合农村实际，并处处考虑农民的要求和利益，这在今天仍不失其指导意义。

卢作孚的北碚试验，是“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十几年间，他修建铁路、治理河滩、疏浚河道、开发矿业、兴建工厂、开办银行、建设电站、开通邮电、建立农场、发展贸易、组织科技服务等，在北碚的综合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的同时，又很重视文教卫生、市容市貌的建设，致使北碚巨变。这是和他作为实业家的身份参与直接相关的。这本身就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当下人们在讨论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时，提出“万企联万村”的号召，卢作孚正是这样的实业家参与的先驱。

乡村建设，任重道远

在梁漱溟晚年口述的《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中，当梁漱溟被问到：“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虽然持续不断的战争使得一代知识精英们的乡建努力终被蹉跎，但理想总能找到它的接力人。

事实上，“乡村建设”这一概念诞生于20世纪初危机深重且复杂多变的中国社会，是由中国知识分子发起的、建设中国农村和解决农村问题的运动。

1904年，在定县（今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在乡绅米迪刚的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最早的村民自治实践活动，办新学、创办自治公所、图书馆等。而后，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一批知识分子相继投身其中。

▲ 1986年，时年93岁的梁漱溟对乡村建设的总结

如果从那一年算起，中国乡村建设已经走过了115年。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开始通过推广有机农业，设立乡建中心、学院来推动乡村建设。他的乡村建设被称为“新乡建”。

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他们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尽管想法和做法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在为中国的乡村和乡土寻找现代出路，在普及农村教育，发展农村经济、培养农业人才、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改变农村社会风气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在乡村建设的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强调应注意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的国情和特色，反对生搬硬套外国模式，都十分重视农村的教育。

这些对于今天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而正如梁漱溟所言：“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实乃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新乡建”承接了这一使命。

温铁军说：“20世纪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21世纪中国的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就业问题。”后来他调整思路，开始把一般的农村调研发展为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志愿者下乡，直接操作农村基层的调研、培训和试验。再后来，他带着一班人马进驻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

从历史到今天，在城乡日益对立、乡镇逐渐空心化的时代背景下，也许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比今天更需要乡村建设那么迫切——或者，不单是“乡村建设”，更要有“乡村重建”，乡村应该回到乡村的本貌，乡人应该回到乡人的本貌，把不该破的都找回来，而不是只有“新的”建设。

正如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副院长、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总干事张英兰所说，在当前我国进行的城乡统筹、生态文明与新农村建设方面，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从历史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和认清现实，建立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可与自信，在构建当今中国社会的良性治理机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全民富庶的过程中扬长避短，在前人已走过的“乡村建设”之路上大胆尝试，不断探索。乡村建设，任重道远。

文章原载于《文史博览·人物》2019年第10期

文 | 《文史博览·人物》 记者 吴双江

图 | 来源于网络

文章综合自新华每日电讯、法治周末、乡村建设规划、乡村建设研究、豆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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